最近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上映了。影片讲述一个充满温情和烟火气息的抓国民党特务的故事。派出所长雷佳音几十年盯梢一个小学老师（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胡歌），把邻里监视包装成有烟火气的温情故事。最后胡歌觉得党国应该早就把他忘了，所以自首了，还交出了电台。
这部电影确实可以评为电影史上最温情的谍战片。看完后，让人觉得共产党有宽大胸怀，用几十年的温暖去感化国民党特务。党对特务都这么好，更不用说老百姓了。这就是主旋律影片需要达到的效应。
不过真实的历史与影片差距太大了。中共历史上对于特务，不管是党内的“特务”，还是国民党官员，手段之残忍，是超越最基本人性的。
先说中共内部第一场打特务战役，就是1930年的AB团。所谓AB团原本是1926年底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共小团体，存在仅三个月就瓦解了。但到了毛泽东那里，它成了政治运动的标签。
当时毛泽东和赣西南地方干部有严重分歧。1930年10月红军打下吉安后，矛盾公开化。毛写信给中央，说赣西南领导机关“多数被AB团把持”，必须清除特务，彻底改造。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借机打击地方派系、巩固个人权力的一次行动。
11月，总前委成立肃反委员会，李韶九当主席，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大搞“整军”。师团营连层层设小组，不到一个月，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里，打出四千四百多个“AB团”特务，大部分被处决。
12月7日，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直奔富田——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驻地。他当场捆起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等八名干部，连夜严刑逼供。刑法包括吊打、香火烧身、烧阴户、小刀割乳等。据历史记载，当时使用的酷刑多达一百二十多种。短短五天，这些人在酷刑下不得不承认自己是AB团，这还不够。必需招供你还认识哪些人是AB团。几天时间，AB团从七人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多人，处决四十多人。
1932年7月，彭德怀、林彪按照毛泽东要求，把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七百多名军官全部缴械扣押，扣上AB团的帽子后，在于都平头寨河滩分批枪决。只有两人幸免。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等全部遇害，整个部队番号取消。
AB团运动，为以后中共抓特务整人运动定了一个总调子：先定性子、再逼供、为了保命还要揭发。这套模式后来被反复使用。
这场运动通过“抓特务”，让毛泽东清除了异己、树立绝对权威。苏区此后人人自危，互相揭发成风。信任彻底崩坏。很多原本只是工作意见分歧的干部，因为被逼供后乱咬人，就牵连了整个基层组织。红军内部士气严重受损，基层指挥系统几乎瘫痪。这种恐怖氛围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提供了现成模板，也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全面掌权埋下了伏笔。
AB团抓特务让毛泽东尝到了甜头，到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又如法炮制，把这种模式推向了新高度。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文章，拉开整风序幕。全党干部先学毛的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面温和，实际层层加码。
很快，运动升级。1943年春夏，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重点清查“特务”“托派”“叛徒”。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首当其冲。干部被要求写思想检查、互相揭发。一个人一旦被怀疑，就要“坦白”。不招，就用疲劳审讯、隔离、批斗。很多人熬不住，乱咬别人，形成连锁反应。
最经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王实味事件。王实味是延安著名知识分子，1937年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马列经典著作两百多万字。1942年他响应号召，在《谷雨》杂志和《解放日报》壁报上发表文章，包括著名的《野百合花》。他批评延安首长们享受歌舞升平的生活，而前线士兵却在苦寒中战斗，揭露等级制度和官僚化倾向。这些文章触动了高层，被定性为“托派特务”。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他正式逮捕，关进保安处。反复审讯中，他起初不承认，后来在巨大压力下写检查，但仍被定为“反党分子”。1947年撤退途中，他被秘密处决。在山西兴县一处偏僻地方，被保安机关擅自批准用大砍刀乱砍百余刀，血肉模糊的尸体丢进枯井。毛泽东1948年春得知此事，曾表示不满，说“要人赔我一个王实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承认不该杀他，但仍坚持说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把责任推给保安机关。
和他一起受牵连的，还有丁玲、艾青等文化人。很多人从此精神崩溃，或自杀，或被长期监禁。延安整风涉及数万干部。仅“抢救运动”高峰期，中央机关和学校就有上千人被定为“特务”或“失足者”。后来官方承认，大部分是冤案。整风中自杀、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常见方法是“车轮战”——审讯人员轮流上阵，不让嫌疑人睡觉，连续几天几夜，直到精神崩溃乱供。有人半夜被叫醒审问，有人被关小黑屋不让睡觉，直到崩溃招供。这些招数，到现在，在中纪委审查、在迫害法轮功和异见人士时还一直在用。
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他成为无可争议的伟大领袖。所谓的毛泽东是“红太阳”就是在政治运动后被造就出来的。
这是中共对党内的“特务”、叛徒。冯小刚电影中讲的是对国民党的特务。那段历史，如果翻开真相，可能就更触目惊心了。
这里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就是1948年到1949年，中共在建政之前，因为有很多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但是留下了大量的国民党的基层官员和投降的士兵。共产党开启了一场运动，叫清匪反霸运动。在清匪反霸和接管城市过程中，大量国民党溃散士兵、地方官员、警察等被处决。官方后来统计，国民党残余武装约200万被视为“政治土匪”，加上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约120万，共约300万被清查。这里面的具体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但与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结合，早期政治暴力死亡规模达到数百万级。许多前国民党基层人员被定为“恶霸”或“匪特”，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被当场枪决或活活打死。地方“人民法庭”往往简化程序，先定性再找证据，株连家人。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大概从1950年开始，开始了又一轮抓国民党特务的过程。
根据1954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中共几年里总共抓捕国民党特务达262万余人，处决71.2万。判刑劳改129万。群众管制120万。
但是历史学者估计：实际处决人数很可能超过71.2万，可能在100-200万之间。毛泽东曾提出按人口比例杀人的指标，有些地区定为千分之一。1951年4月下旬毛曾刹车，批评有些地方多杀，但此前已造成大量死亡，且部分地区因怕批评而瞒报，故实际数字更高。
这些人主要包括国民党特务、潜伏人员、还有大量前国民党政府官员、警察、军官、士兵被定为“隐藏反革命”或“特务”。
还有起义投诚军官：1946-1949年，约177万国民党官兵“投诚”（其中将军约1400名，如傅作义等）。初期部分高官被安排职位（如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以示统战。但1950年10月“双十指示”后，镇反全面展开，“既往不咎”成空话。很多起义军官（尤其是中下层和非核心人物）被逮捕、处决或劳改，理由是“隐藏反革命”“特务”或“反攻倒算”。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三年镇反中，全国共处理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数十万，其中处决比例很高。很多起义后返乡或退役的军官，被地方“人民法庭”以旧罪名枪决。
更有记录显示，建国后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达到242名，其中不少是起义投诚者，包括许多参加过抗日的名将。他们原本响应中共“爱国一家”的号召起义或投诚，却在几年后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处决，家人也受株连。典型模式是：先通过群众揭发或旧档案定性，然后隔离审查或疲劳逼供，迫使“坦白”更多名字，扩大打击面。很多人自首后仍被重判，因为运动需要不断有新“特务”来维持声势。公开公审大会上，群众被动员控诉，制造恐怖氛围，同时推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其他运动。
这就是中共对所谓“国民党”特务的真实历史。当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再反过来看冯小刚这部电影，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些人会非常愤怒。为何有些人会说冯导“舔共”。
客观上讲，《抓特务》这样的影片就是在给国人制造一段“虚无”的历史。或许，影视创作者可以说，我不是在讲历史，我是在做影视创作。是，你是在拍电影。但是观众会在无意中把它当历史看。就像中国拍摄的电影《长津湖》，与历史严重不符，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观众都会把其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其实中共军方内部的资料都显示，所谓的冰刀连冻死大量士兵，主要责任是当时的指挥官宋时轮后勤装备严重不足，核心原因是内部军事管理问题。但这些常识在主旋律面前，在政治需要面前，都得让位了。
电影里那种几十年盯梢却充满温情的描写，在真实历史中几乎不存在。真实场景往往是突然逮捕、连夜酷刑、逼供牵连、公开枪决或长期劳改。很多人只是因为历史身份或一句闲话，就被卷入，家人株连，永世不得翻身。电影把这种系统性恐怖包装成个人感化故事，客观上起到了美化政权、模糊历史的作用。
其实冯导也好，胡歌也好，都是很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我也挺喜欢他们的作品。包括《琅琊榜》、包括《非诚勿扰》。拍商业片赚钱无可非议。但是，有必要为了这一点利益，去讨好那个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吗？还搭上一个好朋友韩红一起挨骂。
当然了，在粪坑呆长了难免会粘上点粪。我只能说，能干净就尽量干净点。都不是缺钱的人，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