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孤舟投奔自由
这原本是好莱坞电影里才会有的一幕：
阴云密布的黄海边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一名须发已近全白的男子，正全力将一艘充气橡皮艇推下海中。橡皮艇上装了42加仑汽油、一些熟牛肉和饼干，还有一瓶二锅头。
这不是去远足，也不是去探险，而是一次生死之搏：68岁的前中共警察、异见人士董广平，要第五次试图逃离中国。
他打开另行购置的“外挂”在橡皮艇上的国产马达，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海岸。他的目的地：700公里以外的日本。他的计划是一直不停地开，在30-40个小时之内到达。
然而，一天一夜过去了，他一查手机地图，才开出去不到300公里。因为他对国产马达的质量不太放心，不敢开太快，同时也因为马达进海藻和杂物，堵塞了进水口，他不得不减速，但一减速，发动机就会熄火。
更糟糕的是：他的手机只剩一格电了，连10%都不到！他是靠手机导航的，如果手机没电了，茫茫大海上，往哪边走？万一方向走错，漂到北韩呢？……他说，“那是最恐怖的时候。”
他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计划，往更近的韩国驶去。
又不知过了多久，在他体力几乎耗尽，接近绝望时，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灯光。
他不知道那是岸，还是船。
但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把手机关掉，对着那片光一直开。
那是一艘韩国捕捞梭子蟹的渔船。董广平驾驶橡皮艇不断靠近，一边挥手，一边大喊：“Help me！Help me！Call police！(救救我，救救我，给警察打电话！)”
喊了良久，渔民们终于明白他是在求教，把他拉上了船。
这时，董广平已在海上航行了40多个小时。
“我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然而，他成功了：他已经到达了韩国。一个月后，他更抵达了加拿大，与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十一年的妻女团聚。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怒海孤舟”投奔自由的故事立刻被各大国际媒体争相报导，他被称为“勇士”。然而，当采访时我问到他这段经历时，他却说：“我的故事不可复制……”
“敌台”里的另一个世界
董广平1958年出生在郑州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就生活在相对封闭的部队大院中，连小学都是在部队的子弟学校上的，所以虽然赶上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但他的家庭并没有受什么苦。
初中后，他转到地方学校，1975年，他高中毕业，像那个年代的几乎所有学生一样，他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一年半后，他入了伍，当了一名汽车兵；三年后复员，在洛阳轴承厂当电工。
1986年，他被调到公安当了一名交通警察，在挺有权力的车管局工作。
照理说，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履历，董广平就算不能“平步青云”，也应该在体制内混得“盆满钵满”。他怎么就会成为一名“异议人士”呢？
董广平说，这是因为他从小“好学习”。“对所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我都想追究问一个到底为什么？原因在哪？”
董广平上初中时，父亲已是个团级干部，经常把只有县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看的《参考消息》带回家，那上面全部讲的是国外的事情。
《参考消息》是当时中共“为了便于党内外干部更多地了解国际时事，特别是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敌人和朋友方面的情况”而创办的内部刊物，董广平从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因为“它上面什么都讲。”
另一个“学习”的途径是收听“敌台”。
董广平的父亲虽然是个军官，却也经常收听“敌台”。
“我那时很好奇，我父亲拿个收音机干什么？父亲在调台时收音机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有几次我就听到了。因为我父亲他也是很好奇，他们作为军人嘛，也是希望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发现父亲的秘密后，董广平也爱上了收听“敌台”。下乡的时候听，甚至当兵后晚上站岗时，也抱个收音机来听……
《参考消息》和“敌台”让董广平了解到很多国外的事情，“那么这些国外的事情呢，跟国内共产党宣传的，跟我们遇到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让我开始思考，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
现实是更好的老师
董广平的第三个“老师”是现实。在现实中，他发现，在部队里，你要想提拔，首先得入党；想入党，就得学会讨好领导、争指标、送礼，就必须得干很多违心之事。
到了公安系统，也是另一套类似的规则：职位、利益和权力缠在一起，“你要想当官，要想升官，那都是明码标价呀，不花钱根本轮不到你。所以你不收别人的钱，就没法往上走，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一个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与“公安部第一大案”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看了许多书以后，董广平慢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权力没有制约，民众没有思想、言论和选择的自由，腐败就是必然的，中国必须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董广平还在当警察。那时他同情学生，但没有卷入运动。
后来，他经常去深圳，接触到从香港流入大陆的书刊、图片和影像资料，才逐渐知道北京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了1995年、96年以后，董广平的思考逐渐变得更加深刻。他开始写东西。一开始，他只是写给自己看，还有就是跟朋友私下交流。
1998年，他看到一个广告，说香港大学将于99年5月召开一个纪念六四十周年的座谈会，“我就想去参加那个座谈会，真正的去了解更具体的、更深刻的东西。我还认为，我也应该搞个活动，来纪念六四十周年。”
我问他：“你那时仍然是警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危险吗？”
“我已经下决心了，不考虑后果了，哪怕不干警察了，我也要搞这个活动。那时候我还认为中国大陆很少人像我这样清醒，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唤醒民众，让民众也了解八九六四的事实真相。”
董广平写了七篇纪念六四十周年、反对独裁专制的的文章，还拟了一份“自由民主党建国纲领”，文章下面的落款都是“中国自由民主党”。
其实这个“党”只有他一个人。
他把文章用很小的字排在十六开的纸上，打印出来，带着它们坐火车到全国各地散发。
到了报刊亭，他把文章从两层玻璃的缝隙塞进去；坐火车，就留在小桌板上；看见合适的墙，便用浆糊贴上；有时甚至走进政协、人大等单位，把它们从门缝里塞进去。
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坐火车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北京、广东等地，他估计自己一共散发了五、六千份这样的文章。
各地突然冒出的大批署名“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传单，让警方以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反共组织，于是把它立为公安部99年第一大案，要查清楚是谁干的。
乘警“破案”与第一次牢狱之灾
但董广平并不知道这些。99年4月，他按原计划办了护照，去泰国自由行，以便再从那里去香港参加那个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活动。
参加完活动，香港朋友带他去了铜锣湾书店，有人送给他一些杂志，一套光盘，上面有大量共产党镇压六四学生的照片，及纪念六四的歌曲。
在回来的火车上，他遇到乘警检查，这些“违禁品”被发现了。乘警让他拿5000元“私了”，他没钱，就没给。乘警就把这些东西，包括他的身份证、工作证等，都上交给公安了。
2000年10月25日晚，警察敲响了董广平的家门。
董广平估计，就是因为乘警上交了他的资料，导致公安开始注意他、跟踪他，然后在他散发传单一年多以后，终于破了这个“公安部第一大案”。
几个月后，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三年。
监狱里的一本《论语》
董广平被送进河南省第一监狱，那是刘少奇生命最后阶段曾被关押过的地方。
三年监狱生活，没有把董广平变成一个更加激烈的人，反而把他引上另一条路。
一名与他关系很好的老战友来看他，送给他一本《论语》。
他开始读孔子。
这一读，一直读到今天。
董广平对孔子的“中庸之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很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庸不是折衷，不是和稀泥，而是“始终做正确的事情。”
他说，在河南话中，“中”的发音是“zhóng”，意思就是好、正确。“中庸之道”，就是要“始终做正确的事情。”
“你要始终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够使你的生活正常，或者是有所成就。往往我们的失败都是因为你没有贯彻这个原则，没有始终做正确的事情才导致失败。
“但是始终做正确的事情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所以孔子说中庸非常难。你可以抛弃你的家产不要，刀山火海，也有人可以踩着过去，这你可以做到。但是中庸你做不到。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场景、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时间段，你都要去做正确的事情，几乎没人能做到。人总是在犯错。
“如果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始终做正确的事情，那你简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伟大的人物了。”
何为“正确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他的答案是：符合“仁、义、礼、智、信”的，就是正确的事。
“仁”，是人要有爱心，要尊重别人；
“义”，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责任，人要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礼”，是规则、规矩，与人交往一定要有规则规矩，没有规则规矩，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智”，是文化、智慧、知识，人没有智慧，在社会上你行走不了啊。
“信”，人要有信用嘛，你一个人，你这一生你为人做事，你没有信用，你在社会上就没法立足嘛。
所以，“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的社会，都是缺一不可的。这五个字也是中庸之道。
“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
有意思的是，讲到这里，董广平并没有把自己说成一个做到了这五个字的人。
恰恰相反。“我也做不到。很多事情我也做错，经常失误。”
他说自己脾气直，常常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有时说话太冲，得罪朋友；与朋友合作做生意，也有过判断失误。
出狱后，一位朋友曾拿出二十多万元帮他办科技公司，希望他重新开始。
公司最后还是失败了。
谈起这件事，他没有怪环境，也没有怪朋友。
他说：“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
二十五年后 再祭六四
但在另一件事情上，他似乎始终没有学会“算得失”。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后，董广平与其他一些人在河南组织了一次公开纪念活动。
按照董广平的回忆，现场有三十多人，有背景幕、有音响、有花圈，他自己还当了主持人。
他们甚至让日本NHK电视台到现场拍摄。
我问他：明知道会有后果，为什么还敢让外国电视台来拍？
他说：“既然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宣传嘛。”
后果很快就来了。
他再次被抓，关押八个多月。
为了女儿 逃！
这一次，真正改变他下一段人生的，却是女儿。
女儿当时正值初中升高中。父亲被抓、警察抄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让孩子的精神状况和学业都受到影响。她出现了抑郁症，并开始厌学，连中考都不能参加。这就意味着，她将不能上高中，更谈不上上大学了。她的一生都将被影响。
为了女儿，董广平决定逃出中国。“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环境太恶劣了，教育不出来人才，反而把人都害了。我女儿如果还继续在国内上学的话，她这一辈子恐怕就很难，就很难过好了。”
他从网上看到可以到泰国申请避难的消息，就决定偷渡去泰国，因为他已经办不到护照了。
2015年9月，他从西双版纳越过边境，进入老挝，再到泰国。妻子和女儿则持旅游签证飞到曼谷与他会合。
他们真的申请到了联合国难民的身份，加拿大政府也很快同意接收他们。
逃亡失败 第一次被遣返
然而，在中共的施压下，泰国警方拘捕了他和另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姜野飞；当年11月13日，在国际社会反对声中，两人仍被强制遣返中国。
这一次，董广平又被判三年六个月，“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及“偷越国境”。
让他欣慰的是，在他被强制遣返中国后六天，妻女按原计划飞向了加拿大这个自由的国家。
董广平说，知道这个消息时，他非常欣慰。“坐牢也值了。”
两次游向金门
2019年8月，他刑满释放，立即着手策划再次逃跑。
这一次，他把目标对准了金门。
2019年12月9日，他下了海，想游泳到金门。
但是，他很快就游不动了，这时正好遇到一个小筏子，就爬上去划。
可是筏子不好划，也太慢，海流越来越强，最后把他往外海推去。
天亮时，他抓住了一个渔民下网用的大浮标。
后来中国渔民出海，看见海面上挂着一个人，把他救了回去。
第二次，他学乖了点，买了一艘充气小艇。
结果因为他不太懂，买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塑料充气艇，没过多久就漏气了。
海流再次把他带向深海，这次连浮标也没有。
眼看手机就要失去信号，他只好自己报警，说自己“出海钓鱼回不去了。”
警察派船把他救了回来。
“他们知道我是想偷渡，”董广平说，“但是我不承认，他没有证据说我是想偷渡，最后不了了之。”
藏身越南两年 终遭二次遣返
这两次失败后，董广平并没有死心，2020年1月5日，他又从陆路偷渡到越南。
当时，他通过曾于2015年帮助过他的加拿大作家盛雪，跟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联系上了。大使馆说需要跟越南政府协商，叫他等消息。
这一等，就是两年多。当时又正好赶上新冠疫情，他就这样被困在那里，生活上全靠海外一些热心人士帮忙。
结果，到了2022年，他被越南当局当作“礼物”，送给了中共。他再次被遣送回中国。
这一次，他因“非法越境”被判刑十一个月。
“怎么可能心灰意冷？我还要跑啊”
从泰国，到金门，再到越南。
一次、两次、三次。
每一次，他都回到原点。
我问董广平：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灰意冷？
他立刻回答：“怎么可能心灰意冷呢？我就还要跑啊。”
于是才有了2026年的那艘橡皮艇。
5月20日，是他母亲九十五岁生日，他陪母亲过完生日。
第二天，他把事先准备好的船、发动机、汽油和其他装备塞进车里，开往威海。
5月24日凌晨四点多，他下了海。
“24号那天，阳光明媚，太阳非常好。但是到了25号呢，就是满天乌云，海天一色，分不清方向。那时候就全靠手机导航了。但是用了一天电以后，到下午，手机快没电了，这下我就害怕了，你在海上你不知道往哪走，你要走错的话，就跑到北朝鲜去了，或者又回到中国了……”
那时，董广平已经连续4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体力快到了极限。“那种情况下，那当然是害怕了，但是没有时间想那么多害怕的事情了，只能想怎么样尽快找到救助，尽快的脱离困境。”
从下午两三点开始转向韩国，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天完全黑之后，董广平终于看到了那救命的灯光……
“冒冒失失”与“万全之策”
采访中，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买一个罗盘呢？
他说，除非是很贵的那种专业罗盘，一般的磁力罗盘到了水面，它那个指针会随着船来回晃，根本看不准，反倒是苹果手机里的指南针更好用。
“但是我手机的充电宝，我把这个忽略了，我的充电宝是旧的，只能充一次电。我本来想，手机用一天，充一次电，可以再用一天，两天，就是40多个小时，我应该就能到了。我没有买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带上，我把这个给忽略了、忘了。”
我有点“诧异”地望着他，心想：“这么生死攸关的大事，您怎么能忽略了、忘了呢？这未免有点太冒失了吧？”
但我转念又想：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冒冒失失”的、甚至还有点“鲁莽”的性格，才让他有这种勇气在经历四次失败之后，于68岁的高龄，仍然敢于再次“投奔怒海”，向自由航行。
如果要非常理性、非常周全地规划的话，可能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那时，跑还是不跑呢？
“我的故事不可复制”
所以，董广平说，“我很幸运，我在经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我没有死，我活下来了，我才能够在这里讲我的故事。
“实际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类似我这样的人，有思想、有作为，但是他们死了，就没有留下任何姓名。我之所以被人知道，只不过是因为我活下来了。
“所以在今后，如果有别人经历同样的事情，可能会死去的，我不希望有人还得走我的路，跟我去学。100个人学，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概率是很低的，所以我不希望人们学我。我的故事不可复制，太危险了。”
“愚公移山”、感动上天？
我问他，他认为的“运气好”之中，有无天意的成分在其中？
他说：“天意这个东西说不清楚。这是个大工程，很多东西你都要考虑到，你一样考虑不到，你就会失败；你只有每一样都考虑到了，再加上正好赶上好的条件，你比如说我渡海正好赶上天气好，没有赶上台风，如果赶上台风我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这还有很多的筹备，再加上很多的运气，才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可复制。”
不过，从2000年第一次被警察敲门，到2026年终获自由，这二十六年中，董广平有将近九年时间在坐牢，还有两年被困在越南，相当于变相坐牢。从2015年下决心逃出中国后，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了规划如何逃跑，然后积极实施，直到被遣返、第N次再坐牢，然后再规划、再逃跑……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精神，快要赶上移山的“愚公”，如果真有上天的话，上天也该为此感动，而出手帮他吧？
“我早就做了三退”
从另一方面讲，那块几千年来被祖祖辈辈的中国人称为“家园”的土地，在中共统治七十多年之后，却变成许多人赌上性命也要逃离的险地“危墙”，不可悲吗？
董广平说，他很多年前，大约是2013年左右，就做了三退。那时他在中国，接到一个不知哪里打来的电话，劝他退出党、团、队。他马上就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
“我觉得这个三退运动很有效、很好，因为它能够启发很多人。当然有些人接到重复的电话可能有些不耐烦，但是这还是必要的，毕竟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他就会对这个三退有所了解，这对启发一些人来讲还是很有效的、有用的。”
“中华各界宪政民主推动会”
董广平说，如今他女儿已经护士专业研究生毕业，拿到护士证，9月份就上班了，收入很不错，完全可以自立了。
我想，就凭这一条“成就”，他就可以一辈子当一个骄傲的父亲吧？
他自己呢，则打算成立一个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平台，叫“中华各界宪政民主推动会。”
“这个想法我还没跟任何人谈过。现在是第一次跟你说。但是这个组织我以前就搞过，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成立过QQ群，由于每个群最多只能容纳1000人，我就成立了五个群。后来我在越南的时候，也在Line上和脸书上搞过，现在我要把这个继续搞起来，正式注册一个组织，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一定要让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
“实现宪政民主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倒中共的独裁统治，这样才能实现。只要是认同这个理念，大家就共同去做，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还是有其他想法，只要是认可宪政民主，大家就可以合作起来做。我认为这应该是可行的。”
写《论语本意》 融合西方宪政民主与孔子学说
董广平打算做的另一件事是写一本书，叫《论语本意》。
“孔子是研究人性、人文哲学的大师。他的思想学说讲人性，这个思想学说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能够超过它的。
“我研究了以后呢，我又结合着西方的宪政民主的发展，这两项结合起来是没有矛盾的，孔子的学说跟西方宪政民主的学说是完全能够融合的。
“西方宪政民主的那一套在人性上，在软环境上，它不如孔子学说。因为你纯粹靠惩罚法律，你想把一个人教好，很难的。你包括现在这个美国社会，西方社会出现很多的什么零元购，这个变性啊，就是因为你的软环境、你的人性教育没有搞好，这一点上就必须依赖于孔子那个学说，所以说这两个可以很好的结合。”
笑咪咪的“勇士”
采访过程中，董广平一直是笑咪咪的，讲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语气上也是“风轻云淡”。
也许，他要么是天生就是这么豁达、乐观、果敢，要么是因为无数次闯过生死后，已经自然地达到了某种“通透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