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十多年了，深刻地感受到真实的美国与我在大陆时的认识完全不同。
在中共的宣传中，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美帝国主义”一直是美国的代名词，“美国”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被指责为遏制中国发展、破坏中国稳定、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敌人。官方媒体长期宣传“美国是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霸权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在民间，“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几乎成了一种默认设定，美国似乎天然就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美关系常常被描述为一种近乎宿命的对抗关系，“美国”几乎成了一个情绪符号，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然而，当我们回顾中美关系史，就会发现一个被长期掩盖的事实：美国并不是中国的敌人，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将美国设定为主要“敌人”。中共的宣传其实是对中美真实关系的一种欺骗性误导，很多国人被欺骗了，而且被欺骗了许多年。
1.从近代史看，帮助中国最大的是美国
在近代史上，美国并非是中国苦难的制造者。与英、法、日、俄等列强不同，美国在华并无殖民地，也未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相反，在清末民初，美国是最早推动“门户开放”、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国家之一。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从主观上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避免了中国被列强彻底瓜分。在庚子赔款问题上，美国退还部分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促成了清华大学的建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科技人才。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支持者，对中国提供了关键援助。除提供军事、物资和财政援助外，陈纳德的“飞虎队”至今仍是中国民众心中中美友谊的象征，“驼峰航线”是世界航空史上最艰苦、代价最高的空运行动。它不仅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战略封锁，维持了中国战区的抵抗能力，也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
二战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认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即便在冷战后期，美国也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西方大国，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支持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不可否认，中美之间也曾发生过直接冲突，那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的直接交战，这是两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对立时刻。但当时美国的目标是由苏联主导的共产阵营，中国只是其中一部分。这虽然不能抹去战争的伤痕，却能说明美国反对的是一种制度和阵营，而不是“中国”这个国家。
1972年，美国主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卡特政府与北京建交，部分原因正是希望“拉中制苏”，把中国从苏联阵营拉出来。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根本不会在冷战最紧张时期，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得以快速融入世界体系，美国的帮助极为关键：美国长期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进程中给与决定性支持。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中国不可能以出口导向的模式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大量美资企业（如英特尔、微软、苹果、通用、电气公司等）在中国设厂和研发中心，不仅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也推动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自1980年起，中国赴美留学生逐年增加，长期维持在每年数十万人规模，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之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美合作框架。美国资本、技术、市场和教育体系，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产业升级。今天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外贸体系与科技能力，都与中美深度互动密不可分。
2001年后，中美贸易总额屡创新高，两国很长时间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在川普政府掀起贸易战之后，2022年前后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仍超过数千亿美元，中美经济依存关系依然深厚。
据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2025年7月19日报道，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和服务贸易规模达6883亿美元和1558亿美元。”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是1979年建交时的约275倍。这意味着即便在复杂的政治气候下，两国经济依然紧密相连。
同时，两国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反恐、防扩散等全球议题上多次合作。奥巴马时期，中美在气候协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巴黎协定之前的中美联合气候声明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点。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长期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敌视中国”为出发点。
然而在中共官方宣传中，“竞争”常常被转化为“敌意”。例如：美国的出口管制被描述为“打压中国发展”；美国的盟友体系被描述为“围堵中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被描述为“意识形态攻击”。在中国官方媒体中，美国几乎永远是“幕后黑手”。
一个“敌对”的美国，为什么要在几十年间持续帮助中国进入全球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为什么中美贸易、科技、文化高度交织，却被描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情绪，与现实中的美国社会差异巨大？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人深思的问题。
2.中共为什么把美国当作主要敌人
中共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代言人，但其立足点并非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维护其独裁政权。
2.1独裁政权需要一个“统一口径的敌人”
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政权通过强化“外部威胁”，可以转移矛盾：当经济增速放缓、失业上升、房市下行、民生问题积累时，把问题归咎于“美国遏制”、“西方敌对势力干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公众视线；当国内面临的社会矛盾凸显时，树立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是凝聚民粹主义最廉价、最有效的手段，也可以掩盖治理体系中的深层弊端。任何对制度、政策的批评，都可以被扣上“为美国说话”、“境外势力代理人”的帽子，从而在道德和政治上被边缘化。
另外，强化“敌人”概念，有助于塑造一种“必须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氛围，让民众在恐惧与愤怒中更依赖现有权力结构，合理化高压政策与舆论管控。
由此可见，“美国是敌人”对中共来说就是一种政治需要，只要这种宣传有利于维护统治，它就会被不断重复，而不取决于现实中美国对中国做了什么。
2.2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冲突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对权力的垄断，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以及对信息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宣传。将美国视为敌人，也反映出中共对政权的安全焦虑——美国制度示范性效应带来的不安。
美国的宪政制度建立在多党竞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之上，而中共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一党统治”、“党大于法”的原则之上。这两种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天然冲突。
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强调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与公民权利。这种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示范性挑战”——美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压力源。因此，美国并不需要主动“颠覆”中国体制，它的制度特征就已经构成示范：政权可以更替；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司法可以限制权力；社会组织高度活跃。这种存在，对任何高度集中、强调单一合法性的政权而言，都会构成威胁。它持续存在并运作良好的本身，就会对高度集权体制形成长期压力。
美国仅有二百多年历史，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被事实证明的成功的自由民主社会，这就是中共最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美国被当作主要敌人，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自卫与进攻——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人，而是为了保卫中共的统治模式。所以，对中共来说，美国的言论自由、选举制度、新闻监督，并不是价值分歧，而是对一党执政合法性的长期威胁。
2.3民族主义动员有利于控制民众情绪
中国媒体和教材中对“百年屈辱”、“列强欺凌”的强调不断加深，美国时常被放在西方列强的代表位置。民族主义本身并非坏事，但当它被简化为“反美情绪”时，就成了非常好用的政权工具。
一是成本低：比起真正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煽动“反美”几乎不需要付出太多实际成本。二是回报高：在不少人情绪被激发时，街头可以轻易出现“抵制美货”、“砸美系车”的表演式爱国，短期内极易制造“民意支持”的景象。三是可随时开关：当外交需要缓和时，媒体可以突然降温；当内部需要团结时，又可以迅速拉高“反美”调门。
中共把美国塑造成主要敌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敌人”有利于操控民族主义，通过树立“敌人”，强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念。
3.把美国当作敌人的后果
把美国当成“敌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会改变中国的外部环境、发展方向和普通人的生活。
3.1造成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代价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化体系——其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市场、技术与金融来源之一。将美国视作“敌国”，并在舆论中不断妖魔化，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对华投资减少、技术转移受限；欧美企业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并购、布局受阻。
将美国视为敌人已经带来一系列后果：技术封锁加剧，高端芯片、设备获取受限；国际资本更加谨慎，投资环境承压；中国企业海外扩展面临更高政治风险；学术、科技、人员交流显著收缩。
在高科技领域，对美国的敌对宣传，也促使美国国内推动更严厉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结果是——本来还有可能通过谈判争取的空间被彻底锁死。受伤最深的，并不是发号施令的权贵们，而是需要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这些成本最终由普通社会成员承担，而非抽象的“国家”。
3.2国际环境恶化，战略回旋空间收窄
将世界最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长期定位为敌人，会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许多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不断强化的敌对宣传加速了阵营分化。
当中国不断在官方宣传中强调“美国要遏制我们”、“美国不怀好意”，并在一些区域问题上采取高风险姿态时，美国及其盟友自然会通过军事同盟、技术封锁、产业“去风险化”等方式回应。
近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安全合作，就是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势做出回应。如果中国长期把美国塑造成“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么哪怕美国在某些议题上仍愿合作，双方也很难建立起必要的互信与危机管控机制，反而更容易陷入误判甚至武装冲突。
3.3带来民族偏见与敌意
当“美国是敌人”的宣传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社会自然会出现对普通美国人、对英语教育、对跨文化交流的本能防备甚至敌意。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中国也在迅速失去信任，2024年相关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自1970年以来最低，绝大多数美国人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或对手”。
这种妖魔化美国的后果，是让两国民间的理解空间被挤压：中国学生去美国更难，签证、就业机会受到更多限制；中美学术合作、科研项目受阻。长远看，这种敌意会固化成一种带有偏见的“民族性记忆”，哪怕将来政局变化，双方都要花很长时间去修复。
目前，川普总统加强了对中国的制裁，也可以说是对中共“战狼式”外交的一种回应，尽管川普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中国。
4.真实的中美关系
这里所说的中美关系不是指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而是站在国家层面的认识。
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更多转向为“竞争者”、“战略竞争”而非“伙伴”关系，但从美国主流政策与民调来看，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避免战争”、“防止冲突失控”，而不是“消灭中国”。这说明，美国确实把中国视为严肃的竞争对手，却仍未把中国当作“必须摧毁的敌人”。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和情绪化宣传，从结构上看，中美关系既不是浪漫的“伙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死敌”，而是一种高度复杂、包含多重维度的关系。
4.1竞争与合作并存
中美在产业链高端、全球影响力上确实存在竞争，但这属于现代大国关系的常态。正如体育比赛，规则下的竞争能促进进步，而非旨在肉体消灭。
美国企业不仅在中国生产，更在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任何一方试图彻底切断联系都相当于“经济自残”。
在金融领域，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资本深度参与中国企业融资。在社会领域，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学生在美留学，这种民间纽带是任何政治博弈都难以完全切断的。
在气候变化、反恐、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共同责任：没有中美的合作，任何国际方案都无法落地。所以，真实的中美关系应是一种“充满摩擦的高强度竞争与深度互补”。
4.2价值观冲突与文明交流可以并存
中美制度与价值观存在深刻差异，这是事实，但制度差异并不必然等于“文明冲突”或“民族仇恨”。
现实中，仍有大量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音乐、科技产品，也有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历史、饮食、文化充满兴趣。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跨国家庭、学术合作团队、商业伙伴关系比比皆是。
尽管政策有所波动，美国依然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根据2025年《门户开放报告》，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虽略有波动，但仍维持在26万人以上，且中国学生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占比依然极高。
美国并未限制中国文化、语言与民众的存在，针对的是具体政策、机构与行为，中国移民与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仍高度活跃。
一个国家的制度，可能与另一个国家高度不兼容，但两个社会、两群普通人，完全可以在文化层面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把中美关系简单化为“敌我矛盾”，不仅掩盖了这种真实的多元联系，也在粗暴地抹杀未来可能改善的空间。
4.3如果不把美国当敌人意味着什么
澄清“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并不意味着否认国际竞争，放弃国家利益，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更成熟的认知。
1.把竞争拉回理性层面：规则竞争；技术竞争；治理能力竞争，而不是文明对立、情绪对立。
2.把选择权交还给社会：允许多元观点存在；允许理性比较；允许社会自我修正。
3.国家的长期稳定，不来自政治宣传，而来自公民信任、制度弹性和自我更新能力。
4.4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社会意义
重新理解中美关系，并不是为了“否定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问题。
1.有助于降低误判风险。过度对立，容易导致政策误判、交流中断、机会流失。理性认知，有助于保留调整空间。
2.有助于长期发展。任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学习他国经验、参与国际合作、保持开放视野，这些并不等于放弃自身立场，反而会增强自身能力。
承认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并不意味着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更不意味着中国应当依附美国。
结语：理性才能走向世界
真正把美国当作“敌人”的，是中共的政治宣传，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应该被中共宣传的“敌人”所绑架。不可否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一个制度不同的大国，一个在全球体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但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
对中国而言，健康而成熟的态度是：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仇恨；不被民族主义操控，也不被宣传绑架；承认竞争，管控对抗，拒绝仇恨宣传；用事实理解世界，而不是用情绪理解世界。
真正的强大，不是敢于和谁叫板，而是有能力让全世界都成为你的伙伴。
一个开放、自信、能跟美国平起平坐谈生意的中国，远比一个自我封闭、四处树敌的中国更令世界尊敬；一个开放、自信、理性的中国，才能真正走向世界。